逃离产房：当医疗系统失去信任，那些选择“独自生产”的加拿大女性

2024年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在预产期过后13天，萨拉·埃西安布尔（Sarah Essiambre）在阵痛中醒来。

她曾有高风险怀孕史，其中一次分娩以剖腹产告终。她说，当时执行手术的产科医生告诉她，她永远无法进行阴道分娩。这种经历以及分娩过程中的“过度医疗化”让她感到失望，甚至留下了创伤。

她下定决心，要在温哥华岛的家中生下这第三个孩子。

埃西安布尔听取了“自主分娩”（freebirthing）博主和播客的建议，他们谈论如何掌控自己的身体，选择在哪里以及如何分娩。

所谓“自主分娩”，是指在没有任何医疗支持或干预的情况下分娩——现场没有助产士或医生——这可能还包括拒绝产前检查或其他胎儿监测。虽然加拿大没有人统计医疗辅助外分娩的数据，但安大略省验尸官的婴儿死亡率数据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（BC省）农村地区获取产科医疗的挑战，以及日益壮大的在线自主分娩社区都表明，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选择这条路。医生们对此表示担忧，但也有人承认，这代表了医疗系统在倾听产妇需求方面的失败。

埃西安布尔表示，当她询问剖腹产后未来阴道分娩的可能性时，她的意愿被忽视了。她说：“如果我找不到支持我选择在家分娩的助产士，我百分之百会选择自主分娩。”

加拿大产科医生和妇科医生协会（SOGC）主席林恩·墨菲-考尔贝克（Dr. Lynn Murphy-Kaulbeck）博士表示，自疫情以来，越来越多的女性拒绝在孕期和分娩时接受医疗干预。她强烈建议分娩时必须有注册助产士或医生在场，因为一旦出现并发症，情况会迅速演变成紧急状态。

“大约90%的分娩可能不需要我——你进去，接住孩子，一切都很好，”她说，“但对于那10%——或者你知道，当需要干预时，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、非常糟糕。”

在纳奈莫（Nanaimo）工作的注册助产士阿曼达·埃姆斯利（Amanda Emsley）也观察到了这种不信任感。她认为这可能是疫情的遗留产物，人们担心在脆弱状态下，自己最在意的孩子会任由他人的决策摆布。她试图通过理解而非“煤气灯效应”（gaslight）来处理客户的恐惧。

然而，医疗系统的压力也是推手。BC省坎卢普斯（Kamloops）去年有七名产科医生因“极端职业倦怠”集体辞职，导致产科病房关闭。墨菲-考尔贝克博士直言：“这样的系统无法让这些女性确信她们能得到所需的照顾。”

对于住在偏远地区的女性，如BC省北部的杰克琳·纽费尔德（Jaclyn Neufeld），现实更加残酷。她家离最近的产科医院有一个多小时车程，离助产士有两个半小时车程。她七个孩子中有四个是自主分娩的。“我生孩子只用一个小时45分钟，”她说，“我不认为我能在那个时间赶到医院。”她珍视在家中分娩的安全感和自主权，但也强调：“BC省需要的是农村社区有更多助产士，我们需要产科单位开放，而不是关闭。”

风险是真实存在的。安大略省验尸官报告显示，2020年至2024年间，有11例死产和1名产妇死亡与自主分娩有关，而此前五年仅有1例。UBC大学产科教授设拉子·穆拉（Dr. Shiraz Moola）博士将自主分娩比作“通过阅读说明书来降落飞机”：“我会降落在地面上，但我不会完整地降落在地面上。”他曾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工作，看到那些因医疗资源匮乏而无法获得护理的人，再看加拿大女性主动放弃护理，他感到一种难以接受的脱节。

最终，埃西安布尔在助产士埃姆斯利的陪伴下，历经12小时在家中迎来了女儿佩斯利（Paisley）。她说，如果没找到埃姆斯利，她原本计划在医院附近的拖车或酒店里独自生产，以备不时之需。